「Flicker所作的是，它以協調取代了規劃。(指的是Flicker率先開放讓使用者將照片加上tag，並且共享。)這是在這些合作系統中的一種普遍面向......就像當有了行動電話之後，我們不用一定要做一個多先進的計畫。我們只要說:當我到了之後我再打給你。或是:當你下班之後打給我。計畫可以更有彈性地成為"我們一起協同合作看看吧" 因為我們現在可以更充分的協調，而不用再頭痛預先設想要做什麼。」
畢業季到了，感觸忽然多了起來。
台灣其實還處於一個相當原始的"機構"狀態。但只有開放的社會，才能真正鼓勵人與人協同合作，才能發揮創意解決問題。
台灣雖然喜歡說合作，談創意，但其實很難做到。因為整個社會長期累積的不信任感(白色恐怖、兩黨惡鬥、媒體誇大...)，使得所有做事的原則都已被"咎責"與"卸責"取代。凡事都要先花大把的時間提出事前的"詳細"計畫，事後再花大把的時間去證明"成果豐碩"。根本已經沒有多少人有多餘精力留給中間的過程了。
我們學校的外籍教師Zena很有趣。年逾花甲，不求名利，遠赴異鄉從事英語教育工作，並自詡為 A Educater而非 A Teacher。她會因為我們沒有把她當成學校的一份子，邀請她來參加周末的親職教育日而大發雷霆。也會主動製作泰雅手環，並要求在畢業典禮(晚會)上送給每一位畢業生和畢業班導師。每一個課堂活動都有計劃，也永遠都有計畫之外的變化。
在這樣的老師提出希望能夠撇開廠商編撰的癟腳英文教材，由她重新設計並親自教授幾個年級的英文課程之後，我們竟然還要問她：
「妳如何能證明這樣做會更好?」
最近教師評鑑制度即將登場了，似乎道德也有被量化的趨勢。
台灣人就是不明白，只要想做事的心對了，計畫就算寫得不好他也會想辦法做到好；要是想做事的心不對，計畫寫得再好，也只能證明他會把評鑑的成果做得天衣無縫而已。只是，看計畫及成果比較省力，最後出包了要卸責也比較容易。但若要看過程卻費心多了，花的時間長多了，面對質疑的時候要卸責也難多了，何苦犯傻呢?
於是熟稔此道的人，因為這個方法從基層爬起，再用這個方法選出接班人，層層向上，最後形成牢不可破的"體制"。教育界如此，黨、政、軍等始作俑者更是如此。如果整個社會都秉持"只要盡力做好避責和卸責"的安全牌，選標案的時候永遠都選最低價標而不是最有利標，我們又如何能選出有創意的老師，培養出有創意的學生，向社會產出有創意的棟梁呢?
芬蘭印象—堅若磐石的信任哲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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